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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司法统计分析

作者:市委政法委    发布时间:2016-10-28 来源:庐阳区人民法院

——以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近五年司法实践为例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加之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在实体经济不断下行的压力下,国内金融市场纠纷日渐增多。作为中部省会城市的合肥,在融入长三角发展战略中,金融商贸业的高速发展,与之相同步的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量不断攀升,且呈现出一些较为明显的特点,这在金融机构总部林立、商贸发达的合肥核心城区的庐阳区体现的尤为突出。本文从2012年至2016年上半年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金融借款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入手,分析该类案件的特点及审理中发现的问题,剖析原因,并提出相关的建议及对策。 

  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一)案件数量和案件标的增长明显 

  20121月至20166月,庐阳法院共审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3107件,涉案标的金额约为27.9166亿元。其中,2012年度审结案件为288件,涉案标的约为0.9710亿元;2013年度审结案件为341件,涉案标的约为2.3665亿元;2014年度审结案件为726件,涉案标的约为5.2745亿元;2015年度审结案件999件,涉案标的约为10.5746亿元;20161-6月审理案件753件,涉案标的约为8.7271亿元。 

  二)案件量增幅明显 

  从统计数字来看,2012年以来,庐阳法院审理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数量呈现出明显的上涨趋势。其中,2013年比2012年增长约18.4%2014年比2013年增长约112.9%2015年比2014年增长约37.6%20161-6月比上年度同期(20151-6月为482件)增长56.2%。可以看出案件量呈现出加速上涨的趋势,尤其是2014年出现了超过100%的直线型上涨。 

   

  (三)案件审理普通程序适用率及公告案件数量上升明显 

  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庐阳法院审理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普通程序的适用率也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2012年度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79件,占比27.43%2013年度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152件,占比44.57%2014年度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301件,占比41.46%2015年度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736件,占比73.67%20161-6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424件,占比56.31% 

  在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中,公告案件数量也呈现出加大上升趋势,仅以数据统计比较精确的2014年度和2015年度相比较,2014年度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中公告案件为160件,占比53.16%2015年度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中公告案件为454件,占比61.68%,数量和比例均有较大上升。 

  (四)判决结案方式所占比例持续上升 

  据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庐阳法院审理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比例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于此同时调解、撤诉结案数量增长并不明显。其中,2012年判决结案96件,占比33.33%,调解结案120件,撤诉结案66件;2013年判决结案152件,占比44.57%,调解结案113件,撤诉结案75件;2014年判决结案399件,占比54.96%,调解结案222件,撤诉结案105件;2015年判决结案609件,占比60.96%,调解结案272件,撤诉结案110件。(因2016年上半年数据不具有可比性,故未列入) 

   (五)案件审理平均周期增加 

  据司法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庐阳法院审理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审理周期也出现了不断增加的趋势,其中,2012年度平均审理周期为42.72天;2013年度平均审理周期为54.14天;2014年度平均审理周期为68.06天;2015年度平均审理周期较上年度稍有下降,为64.06天。(因2016年上半年数据不具有可比性,故未列入)    

   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特点成因分析 

  (一)经济大环境影响导致企业偿债能力降低 

  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断波动,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和供给侧、去产能等改革,对不少实体产业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或者个体经营户,造成了经营上的困难。一些以往较为活跃的钢材买卖、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建筑安装施工等领域,都出现了产品积压、资金占用成本高涨、回款困难等局面,而这些领域内的企业恰恰是垫付资金成本高、金融借贷率高的企业。另外一些小微企业的创业启动资金主要依靠银行借贷、承受风险能力较差,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经营较为艰难,借款违约现象时有发生。 

  (二)金融机构拓展信贷业务不当导致金融风险加大 

  从庐阳法院审理的金融借贷合同纠纷案件原告情况来看(表格一),国有五大银行与地方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各银行之间,在风险控制上分化明显,于此相对应的是,纠纷案件量的差别。相比较来说,国有五大银行的规范化管理水平较高,更为强调风险管控,纠纷案件量总体上看相对少于地方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 

  1、对信贷业务办理审查不严、贷后追踪不力。 

  信贷业务是银行主要的经营和盈利项目,信贷部门同时也是银行业务压力较大的部门。通常情况下,处于业绩提升和考核管理的需要,银行都会对信贷部门提出一定的业务量要求。在此情况下,信贷部门工作人员往往将注意力相对集中在业务拓展上,而对信贷风险关注不足。在信贷业务办理中,疏于对借贷人的实际借款用途、企业经营状况等进行核实,而往往满足于人的担保或财产抵押,进行简单的书面审查后便予以放款,对于担保人身份情况、偿债能力甚至抵押财产情况都未能进行详尽的了解。在放款后,又未及时对于借贷人可能存在的经营风险、违约前兆等信用情况变化给予必要的关注和重视,导致一旦借贷人发生违约还款,即又陷入担保人无偿债能力、抵押财产处置困难的困境。 

  2、“联保体”模式一定程度上加大信用风险。 

  在金融风险普遍凸显之后,银行为稳妥推进信贷业务拓展,又推出了以“联保体”为基础的针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模式。该模式由多个小微企业组成“联保体”组织,对成员企业向银行贷款由组织内其他成员企业进行担保,形成多家企业对一家企业借贷承担担保责任的信用联保。这种模式实施之初,确实起到了减低金融风险、提高小微企业贷款成功率、助推企业经营的良好效果。但是随着实体经济的不断下探,小微企业普遍经营困难,如一家企业出现借贷违约,往往导致多家企业被银行诉至法院,从而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整个“联保体”内的企业全部陷入困境,进而传导产生更多纠纷。在司法实践中,最近两年频频出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被告多达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的现象,与此信贷模式不无关联。 

  (三)企业信用缺失增加纠纷化解难度 

  1、产业链企业、“联保体”企业间信用下滑。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存在密切的交易往来,环环相扣的资金链条中,如果有一环脱节,将可能迅速影响其他企业,甚至危及整个产业链企业的经营和偿债能力,从而导致一系列诉讼的发生。虽然这些诉讼可能涉及买卖合同、金融借款合同等不同的法律关系,但是矛盾纠纷的化解具有相关性,法院对于个案的处理往往受制与独立的法律关系,最多只能解开一团乱麻中的一个绳结,对于整体产业风险和金融风险的化解作用甚微;其次,“联保体”企业间存在相互担保的情况,如一家企业被金融机构起诉,其他企业作为担保人往往被一同列为被告,此时其他金融机构基于对担保企业履约能力的恐慌,可能引发防御性诉讼,从而导致整个“联保体”企业面临资金危机。 

  2、被诉企业或个人躲避应诉拖延案件审理进程。 

  在司法实践中,当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送达已经成为阻碍案件审理的第一大问题,耗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由于被诉企业或个人往往没有偿债能力,或者已经不在经营,其企业、个人住所地也往往是人去楼空;亦或者被诉主债务企业虽完成送达,但是作为担保人的企业或者自然人无从找寻不能完成送达。在穷尽各种直接送达手段之后,法院只能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而这大大延长了审理期限,同时导致一些本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必须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由于被诉企业或个人的躲避,使诉讼调解无从进行,只能采取缺席审理、判决的方式结案,然后对判决书再次进行公告,这使得案件占用了更多的司法资源,同时也增加了债权人的诉讼成本。从近年来不断攀升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普通程序适用率、公告案件数量以及案件平均审理期限等数据,可见这一问题已成为影响此类案件审理效率的主要因素。 

  三、应对当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特点的对策和建议 

  (一)金融机构应更加注重信贷风险预防 

  减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关键还是应该从源头预防着手。作为金融机构,建议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信贷业务审核审批管理。充分了解借款人借款用途和偿债能力,加强对担保人和担保财产的审查,确保放款用于实体经济经营,防止借款人套款拆借从事高风险的资本炒作活动。 

  2、加强贷后风险追踪。在信贷放款后,由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定期了解借贷资金走向和用途,以及企业和个人的偿债能力变化情况,以便出现风险时能及时反应处理。 

  3、完善金融借款相关合同文本。在合同文本中对于违约及纠纷处理等条款,在法律规定和保护的范围内进行明确而详尽的约定,尤其针对纠纷发生后送达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在签订合同时予以确认和核实,方便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的处理。 

  4、完善对信贷业务部门及工作人员的考核。将信贷回款情况、回款率、不良贷款率、纠纷诉讼率等纳入日常考核,督促信贷部门转变工作思路,更加注重信贷风险。 

  (二)借款人应更加注重经营风险防控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作为借款人,应当保证主要经营策略和借贷资金更加充分地应用于实体产业的经营,通过做实、做强企业竞争力,开拓更广阔的市场,来保障借贷资金的应用收益和还款能力。在目前房地产市场火爆、民间借贷盛行的投资环境下,自觉抵御高风险投资甚至投机的诱惑,保证企业资金安全。另外,谨慎为其他企业或个人做借贷担保,以防被拉入“多米诺骨牌”序列之中,被他人的债务做压倒。 

  (三)司法机关应更加注重审判机制优化 

  面对逐年大幅上升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压力与办案人员有限等矛盾,司法机关应当进一步优化审判机制,加大对类型化案件繁简分流的力度,建议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充分发挥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应用效果。 

  通常,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都会要求借款人提供财产担保,这就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在立案时通过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进行分流提供了基础。同时,由于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为非诉程序,相比较漫长的诉讼程序,程序相对简便,审查时间较短,对符合实现条件的可直接裁定对抵押财产进行拍卖或变卖,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应对金融机构加大宣传,引导其对适合适用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的纠纷选取此项司法救济途径。 

  2、构建类型案件专业化立案审判模式。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呈现批次性立案特性,金融机构往往集中一批对十几、甚至几十起纠纷进行立案诉讼,这些案件通常有专业律师或金融机构法务人员进行代理。对此,法院应当充分运用预约立案、网上立案、自助立案等现有诉讼服务平台,指导金融机构代理人完成立案信息录入、材料复印扫描等事务性操作,立案法官主要负责信息材料审查,以此减轻立案压力。 

  由于金融借款纠纷案件案情类似、审理程序和适用法律几乎相同,在审理过程中,将此类型案件交由特定审判团队或专业合议庭来审理,采用模板化的庭审模式和裁判文书样本,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统一裁判尺度。同时针对此类案件普遍存在的“送达难”的问题,可以采取送达小组集中送达的形式,在诉讼法允许的范围内,充分运用金融借款合同中的送达地址确认条款,创新采用短信送达、电话录音送达、电子邮件送达等送达方式,尽可能地缩短送达时间、提高送达成功率。庐阳法院在2015年对涉金融案件专业化审判进行了积极探索,由一名审判员带领三名书记员组成审判团队,审理金融类案件975件、其他类型案件67件,在2015年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数量大幅增长56.2%的情况下,使案件平均审理期限比2014年度减少4.55天。实践证明,专业化审判模式对于应对大幅增长的类型案件有明显的效果。 

  3、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提示金融风险。 

  司法机关每年审理较大数量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在案件审理中,应当及时总结案件特征和纠纷变化趋势,针对司法实践中发现的金融机构内部管理问题、信贷工作具体操作等问题或企业借贷担保等问题,及时通过司法建议、案后回访、法律讲座、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对金融机构、企业给予风险提示,同时征求对司法机关案件审理的意见和建议。 

  4、尝试构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诉调对接机制。 

  对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由于金融机构系统对于不良资产管理和处置的要求,通常需要通过诉讼程序,取得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作为备案依据。这也是此类纠纷目前调解率较低的原因之一。而实际上,对于一些能够找到借款人,且借款人具有一定偿债能力的纠纷,通过金融主管部门、企业行业协会或基层民调组织等搭建平台,开展诉前调解或者诉中委托调解,再由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或出具民事调解书,不失为一种快速、和谐化解纠纷的良好途径。 

  (四)加快推进社会征信体系建设 

  信用惩戒,应当成为除法律惩戒之外,最严厉的惩戒手段。让失信者寸步难行,为失信行为付出高昂代价,才能彰显良好信用的宝贵,才能更好地保护诚实守信者的利益和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为此,建议相关部门应当联合起来,尽快构建覆盖范围广泛、涉足领域深入地社会征信体系,加大信用惩戒的力度。当前,司法机关与金融机构、不动产登记部门、机动车管理部门等之间应更加紧密联系配合、端口对接,共享失信被执行人等信息,一方面进一步简化便捷司法查控、扣划措施手续,一方面方便相关部门及时了解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防范相关金融风险和产权风险。(王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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